1975年元月，值春节前夕，曾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我已成为家乡一民办教师，那天，正值礼拜天，接替家人到队里劳动是我的乐趣。此刻，正随着一支人流劳动在积肥的田野里。忽然，有人说：“瞧，信号旗降到半腰了，开会了。”大家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直奔生产队房。一会儿，会议开始了。
生产队长，修长的身材，虽然才四十来岁，可皱纹已早早地爬满了脸颊，俨然是个老头。据说他大字识不了几个，但说起话来却有点咄咄逼人。由于他是队长，在生产队里没人敢和他较劲。他扫视了一下按劳动组位置坐好的全队农民，嘴角边微微地掠过一丝得意的笑意，开始了他的“报告”：
社员同志们，唔，大家好！啊，现在，唔，国际形势依然是，啊，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唔。敌人，啊，一天天，唔，烂下去，我们，啊，一天天好起来。还要告诉大家，啊，一个好消息，四届人大召开了，唔，是在英国的纽约召开的，唔。这是，啊，毛泽东思想的，唔，伟大胜利，啊……。其时，我和插队在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一听不由得面面相觑，继而瞠目结舌。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我们前几天就从我自己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上听到了，是在北京召开的，历时五天，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怎么变成了在英国召开呢？再说，纽约是美国的，怎么跑到了英国？我们窃窃私语，在旁的几位农民也渐渐地由听队长的“报告”转向了听我们的议论。“那边的几个人在干什么？”一个咆哮轰过来，“唔，这是会议，啊，政治会议，唔，你们要破坏政治吗？啊，尤其你们几个知青，唔，你们是来 ，啊，接受，唔，再教育的，啊，态度要端正，啊。”队长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几个，表面上不包括我，我心里有数。我们默不作声。队长接着训话：“昨天，啊，公社领导，啊，检查抓革命、啊，促生产情况，唔，问我们队里周玉兰，种田是为什么的，啊，周玉兰，啊，告诉领导说，唔，是为了嘴的。你们看看，我们，啊，经常学习，种田是为革命的，啊，这都不知道，啊？周玉兰，啊，你，站起来，昏了头了你，唔，五十岁人了，尽瞎说，啊，不是看你成分好，啊，要批判的……”周玉兰，一个年过半百的文盲妇女，站在那里，满脸绯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队长又讲起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是，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唔。我们，啊，要把这纲（缸），啊，牢牢地举着，唔，不能掉下来，啊，那样会掉碎的。唔，阶级斗争嘛，天天、啊，月月、啊，年年，唔都要讲……”
队长的“报告”结束了，会也散了。我的心里有一股莫名的酸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被点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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